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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义利抉择下的代课教师命运

代课教师问题究竟该怎样解决？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一次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逐步取消代课教师，全面推行农村的教师聘任制。[20]这应该说是教育部领导第一次就农村代课教师问题做出表态。但该怎样“取消”，这是人们所关注的。

教育部师范司司长管培俊说，国家有明确政策不允许使用代课教师，大量代课人员长期存在，与义务教育的法理相悖，也严重影响农村教育的水平。管培俊认为，教育部解决代课教师的问题，不会沿用民办教师的政策，否则会形成第二轮民办教师问题。如果沿用民办教师的政策，对这些没有经过正式的聘任程序的代课教师来说，他们没有接受教师资格认定，更没有起码的工资、保险及福利保障。[21]

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吕玉刚也承认，对于60万代课教师这一庞大的群体，给中国的农村教育，尤其是西部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并透露，教育部拟将农村教师4百亿工资列入预算。因此，对于现任的代课教师何去何从，教育部人事司打算弄出一个周密的方案。[22]

2006年3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要把余下的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注意，这里用的两个词，一个是“清退”，一个是“代课人员”。这也就是教育部人事司所说的“周密”方案。

王旭明强调说：“代课教师是在一个前提下走上教学岗位的，就是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正式认定，或者说他是以不合法的形式或者不合规的形式存在的，他和我们在前几年所做的民办教师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原则刚才我在发布新闻的时候用到两个字‘清退’，特别强调是清退代课人员，‘清退’ 是‘清理’和‘退出’的意思。”[23]

对于被称为“代课人员”的广大代课教师来说，当他们奉献出了他们的青春，甚至为之而损坏了身体，而最终教育部拿出来的态度集中为一个冷冰冰的词汇：“清退”。在学者杨东平教授看来，这是“极为不道德的”。

当然，也留下了具有很大灵活性的“活口”，对中的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根据需要，通过适当的形式参加招聘，取得正式教师的资格。

一些优秀的代课教师能否顺利地获得转正，是很令人关心的。此前新闻报道披露了许多的不公平现象会不会再被掀起。我们随便通过网络搜索一下就可以见到这样的新闻标题：《广西北海市银海区12名代课老师艰难转正之路》、《残疾代课教师一人教育百余孩子，十七年终获转正》、《代课教师转正难难于上青天，学校将他一辞了之》……

而众多工作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没有取得正式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政府承诺付按其工作的年数给一次性补偿。据笔者了解到的，比较常见的是地方政府付开出的补偿标准多是按一月给几十元不等，一个工作了20年左右的代课教师，获得的补偿也就是五六千元而已。有人说代课教师的劳动力价值远低于同样低廉的农民工，有的代课教师就直言他们的青春太不值钱了。同时，粗暴清退将要带来的后遗症也不可低估。处理不好，会不会出现新的上访潮现象呢？

人民日报的评论说，代课教师是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状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24]

    2005年最后一天，教育部公布了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告显示， 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9％，低于2003年3.28%的比例。而就在这个公告里，我们看到在多个表格里，西部各省份的多个经费指标的增长率都是下降的，比较大的增长率下降数字竟高达百分之二三十。[25]

而早在1993年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世纪末要达到4％，但至今未能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必须认识这样的一个现实，在中国，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作为最终应该实现的师资全面优化配置的理想，现在还远不是一蹴而就的，发达地区教师资源过剩，贫困地区教师资源严重不足。这样的现实，不是强行的一刀切政策就能实现的。同时，缺乏吸引力的老少边穷地区，愿意到那里去奉献的大学生毕竟是很少的。

贵州省铜仁地区教育局副局长郭启光对媒体记者说，贵州铜仁地区现有代课教师4000多名，如果将他们全部清退，重新安排4000多名公办教师的话，地方财政解决不了工资问题。即使新聘教师工资完全由国家的专项资金负担，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在环境最艰苦的地方，公办教师很难进去，或者说根本就不会去。[26]

5月16日，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紧急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今后5年，每年将招收2到3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27]这一政策应该说是很积极的，但能否成功很难让人打保票。

确实，代课教师中有一些不适合教育教学工作，这也影响了农村孩子享受教育的公平。

有评论者分析很多学校特别是乡村学校，教师的结构一般是三分之一的民转公老教师，三分之一的大学生，三分之一的代课教师。民转公的老教师们（因为当时政策的规定，所以民转公的教师都年纪很大）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原因，大部分已经很不适应目前的教具教学；分来的大学生们有很多不满足于跟留城的同学相比少得可怜的报酬而整日“混”或者专心于做考研、考公务员，而代课教师们往往因为随时会被解聘而不得不努力工作。结果往往是代课教师的教学业绩都不会太差。[28]

而令社会各界担忧的是，教育部门缺乏代课教师离开后的的相关配套措施。将来，代课教师问题会不会被迫卷土重来，这都很不好说。

有一些贫困县的教育局长就说，他们的财政收入极低，根本不可能每年拿出数百万元的资金。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不久前采访甘肃省天水市教育局人事科长陈宝怀时，这位人事干部就说：“前几年，我们根据各县报上来的数字，向省里报的代课教师人数是2200多人。可最近一调查，发现代课教师竟多达3500多人。”“教育部、省里近几年一再要求清退代课教师，我们这却越清越多，可怎么向上级交代呀？”

为什么会这样？据陈宝怀介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代课教师有县政府聘请的，有乡政府聘请的，还有村或校聘请的。但各县认为，乡、村、校自己聘请的教师从未得到县政府承认，所以，上报的数字仅是县里聘的；二是有的地方虽然把代课教师清退了，但由于师资力量得不到及时补充，又重新聘请了代课教师。[29]

甘肃会宁县，是名震西北的高考状元县，也是甘肃四十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在会宁县还有代课教师759人，每个月只开200元的工资。这些代课教师多是高中毕业生。但是会宁每年的财政收入仅在1000万—2000万之间徘徊，而全县一年的财政支出却高达9000多万。最基本吃饭财政都严重地难以保证，只有靠上面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

而该县的高局长又告诉记者两组这样的数据：2002年到2004年，全县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个人员都没有增加，而在教育上却增加了1769人，都是教师。而即使这样，会宁的师资水平也不高，以高中为例，教师骨干中多是大专学历的教师，本科学历达标率仅有49%，而很多达标的也主要通过进修、自考、函授等取得学历的。初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那就更低了。虽然会宁考出去那么多大学生，可真正能回来的那就是凤毛麟角了。[30]

重视教育的会宁县都如此，其它西部的贫困县能做到怎样，我们不敢生乐观的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会宁县教育局长高云生时，这位民办教师出身的教育局长说：代课教师支撑了会宁教育的半边天。会宁县在2004年公开招考教师时，为代课教师开了一个转正的口子。县里规定，学历合格、拥有教师资格证的代课教师，可以参加这一年的教师招考。这一政策让甘肃省其他县的代课教师极为羡慕，因为别的县没有给代课教师这样的考试机会。考试结果显示，中师毕业生和非师范类大专毕业生参加考试531人，考取者223人；代课教师参加考试440人，考取者178人。高云生说。“同一张试卷、同一个分数线，考取比率几乎差不多。”[31]

代课教师转正考试的政策是积极的，能否公平地得到实现，这是又一个关键问题。

2006年4月5日，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作客广东电台民生热线栏目，一名教师反映目前当地正在对代课教师进行分流，“有同事初中没毕业，花了４万元就买回了正式教师的职位”，希望这种花钱买岗的现象能有人管一管。这引起了罗伟其的高度关注，当即表示要严查此事。

罗伟其表示，对于代课教师分流问题，广东会按教育部规定统一部署，主要做好转岗培训、招聘工作，各市县教育部门都会拿出一定的岗位进行公开招考，将确有实力的代课教师吸纳到国家正规教师队伍中来。对不合格的代课教师，就只好予以清退。[32]罗伟其对于代课教师分流问题的态度也是目前各地采取普遍做法。

解决代课教师问题过程中，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要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清退。有评论者就曾指出，清退代课教师，主要遵循两部法律，《教师法》和《劳动法》。《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0 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限期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限期的劳动合同。”也就是说，代课 10 年以上的，如果本人愿意，就应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直至其退休为止。农村代课教师，有的代课都 20 多年了，还要将其解聘，显然违反了《劳动法》。再说，代课 20 多年，人生中的大好年华都奉献给了讲台，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将其一脚踢掉，也不合乎情理。农村代课教师也是劳动者，教育部门不能对其另眼相看。

而《教师法》规定教师应当取得教师证格证。有的 10 年以上代课教师未取得教师资格证，其责任不在代课教师而在教育部门。如果说代课教师无资格从教，教育部门应该及早清退；既然长期让其站讲台，就应该给其核发资格证书。《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的门槛不是很高，有相应学历或经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学能力的，就可以获得教师资格。[33]

其次，要因地制宜，渐近地消亡，而不要一刀切。中国农村教育的情况差别很大。对于那些清退代课教师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按照政策采取公平稳妥的清退措施。而对于那些清退教师后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受到很大影响的农村地区，特别的偏远的西部山区，不要急于采用一刀切的作法。尽管教育部有关人士说清退代课教师没有时间表，但各地普遍的作法几乎都是一考了之，清退了之。

代课教师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急吼吼“跳跃”地下令其消亡，却也不符合国情。表面上看，不过4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但在山区里，一个代课教师的背后，牵扯着多少上学的孩子？是否有足够的师资来替代这个群体？目前看来，确实存在问题。山区孩子的教育是大事，清退代课教师之前，我们必须有充足的准备，制定各项措施，以感恩之心，保护代课教师；以责任之心，维护学生利益。一旦因为措施不当，荒废了山区孩子的教育，悔则晚矣。随着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的自然发展，通过由上往下的人才“反渗透”，乡村教师的队伍正在渐进中实现优化；假以时日，代课教师必然自然地实现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可见，渐进的“消亡”比起一刀切的“猝死”，虽然不是立竿见影，却更实际、更有效。[34]

第三，需要公正的遴选与补偿。招考录用中要力求全面考核，防止评价方式单一。比如甘肃省宁县的代课教师惠志敏，在招考考试中，分数距录取分数线只差四分。对于一位教师来说，客观的考核其优劣是很难的。必要情况下，对那些教育教学能力较强，工龄较长的代课教师，在考核录用时可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因此，成立相关的考核评价委员会等类似机构，采取多种办法来全面考核录用代课教师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遗憾的是教育部和省里的清退办法，只有一个办法，通过考试录用。

有评论认为，建立公正的遴选和公平的补偿机制，使那些合格的代课教师能够“登堂入室”，也使那些不合格者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以便彰显社会的公正和教育的公平。对那些已到退休年龄或工龄较长但不适于继续担任教师的代课教师，理当给予更加妥当而公平的经济补偿，由国家财政一次性拨付给他们足额的养老金，或者给予退休教师的待遇，以便他们能够衣食无虑，安享晚年。否则，不足以彰显代课教师们对于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不足以补偿他们默默无闻付出的沉痛代价，不足以彰显社会的公正和教育的公平。[35]

但是，令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们不满的是，他们得到的补偿普遍较低。如代课教师惠志敏所在的甘肃省宁，2001年开始担任之后的代课老师，每人每年补偿100元；2000年以前的代课教师，每人每年补助300元。按照这样的标准，惠志敏可以领到6300元的补助，惠志敏认为“太低了，大家都觉得应该一年补助500元，至少够得上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吧。”当记者问他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时，惠志敏则发自肺腑地说：“代课老师也是人，我们需要公正的对待。”[36]